節錄自《赤之女武神：五位革命巾幗的女權啓迪》引言
文：克莉絲汀．戈德西（Kristen Ghodsee）
《性與社會主義》是我於2003年開設的大學課程，為期十四至十五周，與一群跨學科的學生展開一個學期的討論，探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婦女解放的關係。約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在緬因州的一所小文理學院首次開設此課程時，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已被視為歷史的遺物。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西方的勝利主義、克林頓經濟學及九十年代的網路熱潮似乎證明瞭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的「歷史終結」幻想。西歐的社會民主國家也縮減了社會安全網，削減公共支出及刪減保護工人權益的法律。英國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於1994年從工黨憲法中刪除第四條款（呼籲工業公有制），放棄該黨的半馬克思主義根源。當時，我的「性與社會主義」課程顯得匪夷所思，意義似乎只是在於回顧那些被認為過時的烏托邦計劃。
2017年，我搬到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背景已經發生了變化。全球金融危機、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以及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2016年民主黨初選中近乎全勝，重新引發人們對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好奇。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開設的第一門課程是「性與社會主義」，這門課與性別、性取向及女性研究（Gender, Sexuality, and Women’s Studies，簡稱GSWS）共同開設。一如既往，我和學生通過閱讀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原始文本，探討了許多困難的問題。這些文本來自批判奴隸制和農奴制廢除後出現的「自由市場」的人力勞動的思想家。我們關注的問題包括：報酬是否公平？社會中的種族和性別刻板印象和偏見如何影響勞動市場的不平等？不同類型社會主義者又是如何尋求減輕或消除這些不平等的？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通常講授那些以對抗資本主義為志業的男女生平。
本書中，讀者將會認識五位重要人物。首先是帕夫利琴科（Lyudmila Pavlichenko），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女狙擊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斃了309名敵軍。其次是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她是蘇聯首位社會福利政委，並在「性積極」（sex positive）一詞出現之前，便已成為該理念的倡導者。第三位是克魯普斯卡婭（Nadezhda Krupskaya），她通過徹底擴展教育、提高識字率及建立圖書館來推動革命。第四位是阿曼德（Inessa Armand），她是蘇聯首個婦女事務部門的負責人。最後，拉加迪諾娃（Elena Lagadinova）是二戰期間與軸心國政府作戰的最年輕女遊擊隊員，並擔任保加利亞婦女運動委員會主席長達二十二年。儘管她們在為全球數億女性創造新機會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由於她們所支持的婦女運動大多數西方人未曾聽聞，因此她們的貢獻常常被忽視。我永遠不會忘記2017年秋天、與一位四年級學生的對話。她在課後徘徊不去，當我們談及當天的講座時，她搖頭說：「我今年春天就要畢業了，真難以置信，我竟然在未曾聽說過克魯普斯卡婭或柯倫泰的情況下，獲得了GSWS的學位。」
我深感無奈，至今為止，西方女性主義者在全球婦女運動的歷史研究中仍然佔據主導地位。早期的婦女權利倡導者，如英國的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米爾（John Stuart Mill），以及法國的德．古斯（Olympe de Gouges），均將重點放在個人權利的主張上。她們主張，女性與男性之間的差異源於不同的社會化過程，而非所謂女性「天生」的劣勢，因為兩性皆具備與生俱來的理性能力。獲得教育及婚外謀生的權利，能夠使女性擺脫無知與奴役的束縛。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活動家，如美國的安東尼（Susan B. Anthony）、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以及英國的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正是在這些思想的基礎上，積極爭取婦女的投票權。婦女參政的形象激發了公眾的想像，這些女性有時被視為「第一波」女性主義的代表。例如，1979年，美國鑄幣局選擇安東尼作為首枚印有美國女性形象的硬幣的主題。1999年，《時代》雜誌將潘克赫斯特評選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100人」之一，以表彰她在爭取女性選舉權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所謂「第二波」的西方女性主義偶像包括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有《第二性》）、弗里丹（Betty Friedan，著有《女性的奧秘》）和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女士》雜誌的創始人）。與她們的「第一波」前輩一樣，這些女性主要關注為女性個體爭取更多的權利和特權。弗里丹1963年出版的書籍被廣泛認為是美國婦女運動的催化劑，書中重點闡述了「自我實現」的概念，這一概念借鑒了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作品及其需求層次理論。馬斯洛認為，像食物和住所這樣的生理需求構成了人類必需品金字塔的基礎。一旦這些需求得到滿足，人們便可以通過追求安全感、愛與歸屬感以及尊重來攀登金字塔。自我實現（個人內在潛力的實現）是馬斯洛金字塔的頂端。儘管學者們批評馬斯洛的理論以西方文化為中心來理解需求，認為這種過度個人主義與許多以社群為本的社會格格不入，但弗里丹和其他「第二波」女性主義者認為，追求「自我實現」應該是女權運動的首要目標。近年來，像Facebook首席運營官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這樣的女性提倡女性在企業中的晉升，鼓勵女性「挺身而進」（Lean In），突破藩籬，追求性別的真正平等。
在女性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出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婦女群體，她們認同女性與男性擁有同等的與生俱來的理性能力，因此應享有政治權利。這些女性與男性並肩作戰，通過集體行動致力於為所有人創造一個更公平的社會。例如，1917年，俄羅斯女性比西方大多數女性更早獲得選舉權，而東歐的男女同校教育也比美國早了幾十年。此外，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女性開始進入勞動力市場，進入傳統上由男性主導的職業領域。到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蘇聯女性開始獲得物理學及其他自然科學的博士學位。1957年，美國人力規劃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沮喪地指出，「在蘇聯，每年約有1.3萬名女性畢業於工程學，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則遠低於100。」儘管缺乏西方式的女性主義運動，社會主義國家的婦女地位仍然取得了顯著的進展。這些國家的政府積極推動女性的經濟自主，並大力擴展社會福利網絡，為在職母親提供特別支援。
儘管取得了諸多成就，但大多數西方歷史學家及性別研究學者對於社會主義者在塑造二十世紀婦女運動中的深遠影響卻往往忽視或淡化。即使是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柯倫泰，她身兼理論家、教育家、演說家、政治家及外交官等多重身份，並且是歷史上首批女性大使之一，曾兩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然而西方教科書對她的記載卻寥寥無幾。她的著作在2005年的《女性主義理論：哲學選集》、2016年版的《牛津女性主義理論手冊》，以及2016年（第四版）和2021年（第五版）的《勞特利奇女性主義理論讀本》（Routledge Feminist Theory Reader）中均未被提及。柯倫泰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堅定對立顯然削弱了她在自由主義圈子中作為「女性主義理論家」的地位。儘管如此，可以說在蘇聯初期，她作為政治家所推動的思想與行動，對於實現婦女的全面解放所作出的貢獻，可能比二十世紀其他任何女性（包括潘克赫斯特）所做的工作或行為更為顯著。
本書所探討的柯倫泰等女性學者，均屬於社會女性主義的陣營。此一派別與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常被稱為「差異」對「平等」或「關係」對「個人主義」的辯論。這些先驅思想家懷抱崇高理想，質疑勞動市場結構中所謂的天性與必然，並試圖保護工人免受當代工業資本主義的侵害。他們通常認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的初衷，但認為這些目標仍顯不足，未能有效幫助社會上大多數女性。 例如，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投票權是基於擁有一定數量的財產而設立的，這使所有女性均被排除在外。當時，有些女性致力於爭取女性參政權，而另一部分女性則主張取消財產資格限制，後者認為只有擁有財產的女性才能獲得選舉權，這純粹是小布爾喬亞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