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當代媒體、文化與社會理論的學術先鋒。
對中文讀者而言，貝拉迪的名字或許略顯陌生；但在全球學術與思想界，貝拉迪堪稱「理論家中的理論家」：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化批評家之一費雪（Mark Fisher）受其「未來的慢滅」（the slow cancellation of the future）概念啟發，在《我生活中的鬼魂：論抑鬱、幽靈學及已失的未來》（Ghost of My Life: Writings on Depression, Hauntology and Lost Futures）首篇即以此啟論；著名媒體理論家洛文克（Geert Lovink）長期與貝拉迪作思想對話，探討網絡世代與人類精神狀態，其著作《注定悲傷：論平台虛無主義》（Sad by Design: On Platform Nihilism）中，多處可見洛文克對貝拉迪理念的回應與延伸。
睽違十年，手民出版社再度將貝拉迪的洞見引入中文世界，於2025年推出《二次降臨：共產主義作為後末世時代的新meme》。本書初版於2017年，但其中展現出的文本預見力，如今看來非常驚人──貝拉迪在當時即預言，社會心智將會隨着自動化提升而進一步分崩離析，新一輪的全球戰爭將走向種族和宗教認同的路線。他更警示，技術強化版的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近在眼前。
在《二次降臨》中文譯本出版之際，手民出版社特別邀請貝拉迪回顧此書，並分享對最新世界形勢的思考與洞察：
-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否已毋可避免？
- 在AI時代，人類要如何抵抗社會關係與認知，被大規模自動模擬的局面？
- 當今的人們有可能從「以時間換取金錢」的工作倫理與需求中解放出來嗎？
- 我們要如何在這個抑鬱又且滿佈毀滅的世界，重新找回喜樂的可能性？
問：您在《二次降臨》中對現世的分析，以1968年為起點。中文讀者可能並不熟悉「六八運動」的背景。能請您解釋一下，這一年對現世的重要意義是甚麼嗎？為何重溫1968年的事件有助我們發掘未來世界的可能性？
答：柏克萊（Berkeley）──無論是回顧六八運動，還是從科學與技術研究的角度出發，這都是一個的重要場所。1964年12月2日，當美國帝國主義者開始介入越南戰爭時，5,000名反戰學生沿電報大道（Telegraph Avenue）遊行至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中心廣場。就在這個地方，當時在學的社會主義運動領袖薩維奧（Mario Savio）拿起話筒，那段演講我覺得特別有意思，其中言簡意賅地概括了接下來幾年席捲全球高等學院、學校和工廠的全球反叛運動的意義。他說：
當機器的運行變得如此可憎，令你如坐針氈、如鯁在喉，你無法說服自己參與其中，甚至無法說服自己隨波逐流。你就要用自己的身體，妨礙那些齒輪、車輪、槓桿，妨礙整個裝置，你要令機器停止運作。你要向那些運作機器的人表明：除非你是自由的，否則這部機器的運作必將受阻。
這固然是一段關於反戰的演講，薩維奧將焦點放在戰爭與大學之間的關係。他說大學是一個專制獨裁的機構。他號召學生和年輕人拒絕被戰爭機器利用。
薩維奧這段演講，提到了其後的全球資本主義歷史的標誌主題：工作中的靈魂，即在資本主義新紀元中，令「領悟」、「調查」、「創造」這些社會能力，屈服於受薪勞動。
我認為，六八的本質，是一場由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支撐起的文化和政治運動，而這全賴於工人階級與認知勞動成功建立同盟。
問：您書中探討了技術媒體綜合體（techno-media complex）如何控制超連接心智（hyper-connected minds）、由復仇慾望驅動的內戰蔓延，以及白人工人與來自全球南方的移民、難民和失業者之間的利益分歧。在您看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否已毋可避免？當代的左翼運動如何防止這一切，並恢復您在《二次降臨》中強調的國際主義精神？
答：你也知道，《二次降臨》成書於2017年，距今差不多十年了。這十年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局面：人類可能無法在殖民主義的垂死痙攣中倖存。我在2017年就警示過全球內戰的危機。如今，全球內戰已是進行式。經歷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之後，白人至上主義在西方佔據上風，並且，它正準備釋放所有破壞力量──也就是說，它已經準備好徹底摧毀人類文明。
這場戰爭有兩條互纏互益的主要戰線。其一是西方帝國主義對全球南方的侵略──一場針對移民的種族滅絕戰爭，加沙發生的大屠殺，就是這條戰線的縮影。
其二是白人之間的內戰，以烏克蘭為中心，現已蔓延全球──令人痛苦的、虛假的自由民主主義，對壘崛起中的「特朗普式納粹主義」。
1965年，中國解放軍的領袖林彪寫道：「未來，農村將會絞殺世界的都會。」[1] 但同一時間，毛主席則曾斷言：「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就目前而言，我會說，林彪的預言正在成真：全球南方正在絞殺全球北方。中國和印度、巴西和南非，還有許多在過去與當下皆深受白人殖民主義積害的國家，正聯成一線，合力對抗垂垂老矣的全球北方。西方的傲慢，是一種癡呆和孤立的徵候。
但是，工人階級並未在上述過程中獲得任何領導權，因此，其終點不會是共產主義。最後將會是一場全球的種族滅絕戰爭，全球南北分界現正硝煙瀰漫，移民在那裡被回絕、溺斃、拘留、放逐和謀殺。
我不會忘記毛主席的話：「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2]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3]」
但這些蠢材把持着足以徹底毀滅地球的武器，而他們因衰老而生的絕望，可能會驅使他們傾盡所有的破壞力量。
問：近年來，人類思維與機械之間的超連結，以及這種超連結帶來的認知自動化，在人工智能（AI）長足發展的年代愈發顯著。人們要如何在AI時代，抵抗社會關係與認知，被大規模自動模擬的局面？
答：我們必須大膽地顛倒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大膽地假設：人類的心智，將無力抵抗機械與AI的俘虜。這正是我們當下的處境。
葛拉漢（Paul Graham）[4] 曾撰文探討思想與自動化智能之間的關係。
數十年後，懂得寫作的人將所剩無幾。
AI已經徹底改變了這個世界。寫作的壓力幾乎全然消失。你可以叫AI代你執筆──不論在學校，還是在職場。
結果，世界會分裂成「懂得寫作」和「不懂寫作」。依然會有寫作的人。總有人喜歡寫作。但介乎「善於寫作」與「無法寫作」之間的「寫作」程度，最終會徹底消失，再沒有中間地帶，世界只剩下「善於寫作」與「無法寫作」。
這是壞事嗎？某些技能被科技淘汰而消失，這不是常態嗎？鐵匠如今已所剩無幾，但似乎不是問題。
是的，這是壞事。原因我之前就提過：寫作就是思考。實際上，有一種思考，只能藉寫作完成。
因此，一個分裂為「懂得寫作」與「不懂寫作」的世界，比想像更加危險。這實際上是一個分裂為「會思考」與「不會思考」的世界。我知道自己想站在哪一邊，我肯定你也知道。
Writes and Write-Nots，https://paulgraham.com/writes.html
智能自動機械替我們完成了寫作。
然而，寫作是一種邏輯地組織思維的過程。
也就是說，智能的自動化癱瘓了人類的思考機能。
這並非遙不可及的幻想，而是近在眼前的現實。
從機器中學到的詞彙比從母親的聲音中學到的更多、被拋入超加速的信息圈的那一代人，已經在政治選擇中顯露出一種認知上的變異。
問：您在書中提到要創造「解纏的迷因」（memes of disentanglement）。這是否指要發展一種超越傳統薪資勞動執念的新工作倫理？當今的人們有可能從「以時間換取金錢」的需求中解放出來嗎？
答：「解纏」是指從歷史的義務中解放出來。
「歷史」僅僅是暴力、戰爭和剝削的記載。有些人類正在逃離、背叛、退出這一維度。
1960年代和1970年代，工人階級有良好組織，有能力爭取縮減工作時間。實際上，得益於工會和工人階級的自發鬥爭，歐洲國家的勞動時間縮短了。後來情況轉差，現在的歐洲人不得不每週工作超過四十小時。奴隸制已經在不少西方和亞洲國家內捲土重來。
經歷過數十年的薪資勞動解放之後，資本主義如今已再度掌控全球，而非僅僅掌控西方陣型。
「迷因」（meme）是快速傳播訊息的超合成（hyper-synthetic）方式。
目前，迷因已成為刺激全球反動運動的溝通工具。
藝術家、活動家以及逃避戰爭、抵制資本主義的人，必須發明出超綜合和高感染力的符號，藉此宣揚從消費主義與競爭中逃離、走向簡樸與自主。
逃離（desertion）是唯一合宜的生存之道，殖民化人類思維、蹂躪周遭環境的那股力量，已經占據上風。
問：中文讀者可能難以想像「解纏的迷因」具體是指甚麼。可以請您舉一些例子，說明它們實際上如何發揮作用嗎？
答：我的生活、你的生活、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變成「解纏的迷因」。1977年在博洛尼亞發動起義的地下電台Radio Alice，[5] 就是一個「解纏的迷因」。
如今，為了突破錫安主義的海上封鎖、為陷入饑荒的巴勒斯坦運送糧食的「自由船隊聯盟」（Freedom Flotilla Coalition），[6] 也是一個「解纏的迷因」。
那些對未來無望依然負嵎頑抗的人，那些逃離工作的人，那些逃離生育的人，那些不問前程的人──他們都是「解纏的迷因」。
童貝里（Greta Thunberg）說：「你們怎能敢於摧毀我們的生命？」（How do you?），[7] 也是一個「解纏的迷因」。
我們正處於一場全球毀滅級別災難的開端。特朗普的「三K黨」正在推行一項以白人恐怖、驅逐出境與酷刑為核心的議程。看看現在的北美城市吧：種族主義以最惡劣的形態捲土重來。
我們必須發明新的逃離方式。
人類很可能無法在二十一世紀中倖存。戰爭、環境退化、恐慌，將會危及社會生活的結構。
問題在於：我們會如何在這場大混亂中生存？我們會如何在這個人類文明自我終結的過程中，創造出「好好生活」的空間？
問：在書的結尾，您強調即便面對絕望，我們也要繼續鍛煉思考與哲學想像的藝術。現在認知自動化的影響既強烈且無處不在，我們要如何訓練自己維持、培養哲學想像的能力？
答：不要忘記《二次降臨》的初版是在2017年。
它是對俄國革命百年後的共產主義的反思，是對共產主義計劃「二次降臨」可能性的思考。
在本書出版至今的十年之間，我們經歷了全球大流行病、環境退化加速、好戰種族主義爆發，以及因白人主導全球的能力衰減而捲土重來的核戰威脅。
我看不到有任何個人力量、社會陣線或政治意識形態，有能力抵制那些統御西方世界的自殺式罪犯的侵略行為。
我們只剩下最後一件武器：思考與想像的能力。
但我們的思考必須外於教條、外於預設的解釋框架。現代的構想（政治、民主、人權、普遍理性）已被垂垂老矣的西方世界棄若敝屣。這些價值已永不復返。加沙的人道災難，已證明了「政治」、「民主」、「人權」都是一派空話。
我們必須在政治科學未曾預見的框架內，創造出新的概念——這是一個關於人類在本世紀內自我終結的框架。
問：有些讀者是因為您的新作《全面退出：解讀抑鬱》（Quit Everything: Interpreting Depression）而認識您。在《二次降臨》，您描述人類進入了「癡呆時代」；而在《全面退出》，您聚焦的主題是「抑鬱」。您如何看到這兩種人類狀態之間的相互聯繫？我們要如何在這個抑鬱又且滿佈毀滅的世界，重新找到喜樂的可能性？
答：這就是最難的問題。
我關注的是「西方心智的崩潰」。心理環境的瓦解在西方世界肆虐，亦開始蔓延全球，這就是心智屈從於認知活動自動化的結果。
心理健康的崩潰，源於兩個相互融合的過程：一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激化的競爭（「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8]）；二是數碼技術引發的孤立。
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過程必須被同時納入考慮：人類的衰老（不限於西方世界，舉目皆是，連非洲亦不能倖免）。政治進步思想對這一趨勢輕描淡寫，但這將會是影響未來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在本世紀頭幾個十年，抑鬱的浪潮席捲數碼世代。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我們將不得不應對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大規模的人口衰老。
隨之而來的，是顯而易見的經濟與金融問題；但更重要的是，人類對未來的心理投入將會大受影響。出生率下降（政治意志也無法扭轉的過程）導致整體人口數量減少、日益老化。
想像一個星球：三份一人口的年齡介乎六十歲及以上，大多數年輕人因科技而與他人超連接（hyper-connected），卻在性事方面極其孤獨。這可能就是本世紀下半葉的景象——前提是核戰與氣候變化，尚未在本世紀中葉之前摧毀人類文明。
目睹錫安主義者的種族滅絕罪行之後，我們是時候承認，人類心智已鑄成大錯，只有一場平等主義與人道主義革命才能力挽狂瀾——這場革命，就是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曾經是阻止末日來臨的最後可能性。但共產主義失敗了。我們失敗了。
在本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本有一波可堪期待的社會團結浪潮，「佔領運動」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預示這波浪潮即將乘風而來。然而，它從未真正登岸。
然後，我們經歷了全球大流行病、戰爭在歐洲回歸，以及種族滅絕重臨那片被詛咒的「神聖之地」。
如今，在第三個十年，我們見證着人類理性的崩塌，以及混沌與自動機械的螺旋式增長。
自動機械現在勝券在握，人口數量進一步下降。在這種處境下，不難理解為何女性（有意或無意地）選擇不再生育——末日將至，無謂再製造更多受害者。
但還有一個尚待回答的問題：我們要如何找到喜樂？在這個「終結世紀」中誕生的一代人，如何「好好生活」？
我的建議是：逃離。只有在脫離歷史、建立自主的島嶼上，方有「好好生活」的可能。我們必須創造這樣的「島嶼」——在地理意義上，更重要的，是在象徵意義上。
我們必須創造一個從歷史積怨與復仇中解纏的象徵意義維度。
[1] 此處應為貝拉迪整理林彪1965年9月3日在《解放軍報》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所言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
[2] 出自〈和美國記者安娜劉易斯斯特朗德談話〉，1946年8月6日。
[3] 毛澤東曾多次以此諺語評價對立陣型的行動，其中一次記載是1939年9月1日《新華日報》的〈關於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
[4] 葛拉漢（Paul Graham），知名程序員、企業家和作家。最早的Web APP企業Viaweb、創投公司Y Combinator的共同創辦人之一；前者後來賣盤予Yahoo!，後者則成功孵化Scribd、Reddit、Dropbox、Airbnb等。他同時是暢銷書作家、部落格作家，內容涵蓋技術、創業和寫作等。
[5] Radio Alice是意大利1970年代自治主義（Autonomia）運動的標誌性媒體實驗，也是全球最早的海盜電台之一，由貝拉迪與一群激進的藝術家、活動家共同組成。Radio Alice突破主流媒體和國家權力對廣播內容的單向壟斷，其節目形式自由且創新，內容涵蓋音樂、詩歌、政治評論與聽眾即時參與的電話連線。Radio Alice在1977年因支持學生運動與反資本主義抗議而被警方關閉。
[6] 自由船隊聯盟（Freedom Flotilla Coalition, FFC）成立於2010年，是一個由多國非政府組織和和平活動家組成的國際聯盟，致力於挑戰以色列對加薩走廊的海上封鎖，並聲援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與人權。聯盟會組織船隊，嘗試突破封鎖，向加薩地區運送人道援助物資，以非暴力行動，喚起國際社會對封鎖政策的關注。
[7] 童貝里（Greta Thunberg），瑞典環保運動家，十五歲時（2018年）在瑞典發起「為氣候罷課」（School Strike for Climate）活動，進而引發全球性的「星期五為未來」（Fridays for Future）運動；2019年在聯合國氣候會議發言而一鳴驚人。
[8] 應該是出自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維坦》的名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霍布斯描述在自然狀態下，人類社會缺乏有效的法律和秩序，因此為了自身的生存與利益，必須相互競爭，不惜自相殘殺；而在自然狀態中的人類，「孤獨、貧窮、齷齪、粗暴又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