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986年夏天，香港有過一次結合全球動員與本地動員的劃時代抗議──反對大亞灣核電廠運動。超過一百萬人連署支持，116個團體攜手組成跨界聯盟──從工會到街坊組織，從環保團體到區議會，這場全社會運動的規模可為前所未有。然而，儘管聲勢浩大，這次運動的政治訴求終告落空，大亞灣核電站仍如計劃落成。反對大亞灣核電廠運動因此被蓋棺定論為「失敗」，並漸漸淡出集體記憶與香港歷史。
現為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的余昱昀，最近於《亞洲研究學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發表文章〈動員香港：反大亞灣核電廠運動中的核焦慮與群眾抗議（1979–1986）〉（Mobilizing Hong Kong: Nuclear Anxiety and Mass Protest against the Daya Bay Nuclear Power Plant (1979–1986)）。他在文中重塑對這場環保運動的理解。透過整合官方檔案、企業紀錄、報紙報導和口述歷史，余昱昀將這場未境的本地環保運動，放置於全球環境史與全球科學史之中：在這項交織着多國利益與地緣政治的核能計劃當中，香港的社運和政界人士跨越國界，在全球專業核科學知識中掙扎斡旋，為政府決策與民眾關注，尋求答案。
核爭議與反核運動的全球空間性，引領我們拆解『香港』這一指稱，這不僅是一個地理領域，也是一個具有多孔邊界的全球拓撲結構。
更重要的是，余昱昀開闢了回顧這場「失敗」運動的全新視角：表面上，反核運動確實未能阻止核電站的建設，但它展示了群眾動員的社會基礎，是如何在香港奠基成形。當時，反核運動人士與工會、工人階級緊密合作，中央指揮與反核街坊組織、區議會組織同時發光發熱，各種動員規模、戰術、聯盟方式百花齊放。縱然未能達成目標，但這段時間的種種實踐，讓地區與區議會成功擺脫了原本的被動位置──即作為殖民地微觀政治的「街坊」單位，真正在香港選舉史上開闢出切實的一席之地。
這種所謂的「失敗」是具有生成能力的：社運人士將失望與經驗，傾注於新興的民主運動之中。
驅使您探索反大亞灣運動的契機為何？要如何在香港的政治、環境與社會歷史脈絡中理解這場運動？
這原本是一篇大學時期的期末論文，那是馮客教授（Frank Dikötter）以其新作《毛澤東之後的中國》（China After Mao）為基礎的一門選修課。實際上，這是巧妙地為本科生設計的歷史方法論課程，鼓勵學生親身探索檔案館中實際收錄的內容。在香港政府檔案處，我找到了大量關於反核運動的記錄──包括由殖民地官員撰寫的每周報告。關於這場運動的二手文獻極少，而我發現的記錄大多未被分析。於是，一個檔案引向另一個檔案；接受訪問的人很多都樂於分享自己的記憶。這篇文章，是一次由下而上書寫歷史的練習，其基礎正是上述史料。
我還有兩個智性動機。首先，作為一名在香港大學接受歷史與地球系統科學訓練的學生，我希望撰寫一部結合兩門學科的香港環境史。受Timothy Choy與阿巴斯（Ackbar Abbas）作品啟發，我希望以環境、自然和景觀為稜鏡，動搖僵化的「香港」概念。[1] 反核運動的檔案資料與這個目標不謀而合。其次，我見證了2019年的香港示威，這件事徹底改變了我這個在新加坡成長的個體的思想與存在構造。我在高中時並未深耕歷史，而是選擇了人類學，但香港的示威使我切身感受到生活在史多拉（Ann Laura Stoler）稱之為「帝國殘骸」（imperial debris）[2] 的狀態。
您在論文中將反大亞灣運動定位為催化香港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在您看來，這場運動留下了哪些遺產，持續地影響着香港和全球的環保運動？
反核運動逐漸被香港的政治與環境史遺忘，但對於自1970年代起持續組織行動的社運人士與環保人士而言，卻並非如此。這種遺忘，部份源於這場運動被認為是「失敗的」。當大亞灣核電站的建造合約於1986年9月簽定後，這場為時五個月的短暫運動便戛然而止。然而，這種所謂的「失敗」是具有生成力量的：社運人士將失望與經驗，傾注於新興的民主運動之中。
之所以重讀香港歷史書寫中的「失敗」，是隱含地啟發自酷兒理論對「失敗」的戲耍的閱讀。哈伯斯坦（Jack Halberstam）將「失敗」闡釋為一種激發想像且反學科的情態；穆尼奧斯（José Esteban Muñoz）則串連酷兒時間（queer temporalities）、技藝（virtuosity）與失敗，提出一種充滿希望的聯結。[3] 穆尼奧斯對奧斯汀（J.L. Austin）「言語行為」的解讀，於我影響尤深：所有恰如其份的言語，皆注定失敗或過猶不及，但「希望終究落空，並非放棄藉此作批判式思考的理由，正如我們預先知道語言的恰如其份終將失落，但它依然是必不可少的」。[4] 坦白說，做hater可以收穫大量的智性與文化資本；而投身想像、建設與合作，卻是吃力不討好的。但是，我們必須以身犯險，選擇後者。
穆尼奧斯又言：「我們必須為彼時彼地，騰出此時此地。」這與香港的歷史書寫息息相關。反核運動人士的動員，體現出一種烏托邦式未來性。他們追求無核的未來，同時追求不受英國與中國利益左右的自主未來；即使反核運動走到盡頭，這些願景的幽靈仍縈繞在隨後的民主運動中。相比之下，參與核能談判的政治精英──戴卓爾夫人、鄧小平與羅蘭士嘉道理（Lawrence Kadoorie），則着意鞏固他們對「此時此地」的統識願景。戴卓爾夫人指望以核能合作來延續1997年後對香港的殖民統治；嘉道理的構想是香港作為平衡英國、中國與香港商業利益的「三腳凳」；而鄧小平則將核能視為將香港納入中國軌道的手段。
擴展穆尼奧斯觀點的話，反核運動將香港重塑為一種懸而未決的空間性，凸顯出「彼時彼地」就在那裡（thereness）。可以把我的文章放在一面廣角鏡下閱讀，看成是1986年4月切爾諾貝爾核事故的全球史的一部份，也可以看成是香港反核運動全球史的其中一段。這項核能計劃涉及英國、中國、香港、法國與美國利益，香港的社運和政界人士遠赴世界各地，就核安全相關的科學爭議尋求答案。核爭議與反核運動的全球空間性，引領我們拆解「香港」這一指稱──這不僅是一處地理領域，也是一個具有多孔邊界的全球拓撲結構，一如蕭鳳霞、冼玉儀、高馬可、王迪安、何若書與蔡駿治等學者反覆強調。在全球規模的動員之外，我們亦看到地區規模的動員在這段時間開始崛起。地區擺脫了原本殖民者賦予的角色，即在「街坊」層面上作為控制微觀政治的工具。如我們所見，地區及區議會切實地在後來的香港選舉史上佔據重要席位。
除了將之解讀為全球環境史，受Timothy Choy的香港環保主義民族誌啟發，我想大膽提出，香港的反核運動亦是一段全球科學史，其中包含了「香港科學」的可能性與潛力等更廣泛問題。我在文章中展示，各方各派均訴諸科學現代性，論證核安全的議題。馮智活牧師曾在港大接受物理學訓練，政治態度溫和，因此獲推舉為「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的召集人與發言人。「香港科學」在此以反統識科學的姿態現身。但這並非簡單的二元對立，即以香港科學的現代性對立於中國的，而是在「比較生態學」（ecologies of comparison）的嵌插中孕生出新的可能，一如香港的社運人士嘗試在瞬息萬變的全球核專業知識中掙扎斡旋。
歷史對失敗的書寫可能帶有蒙蔽與誤導成份，相反，同樣的失敗也可以蘊含布洛赫式的希望。歷史研究讓我們得以在「失敗」的不規律時間與地理之中踱步沉思。退一步思考香港政治史中的逃逸路徑，就能看到反核運動展現了葛蘭西所言的「機動戰」與「陣地戰」之間的辯證關係，兩種方式往往因時制宜，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迅速相互交替。因此，反核運動的「失敗」不只一次，而是兩次──但這無礙動員所釋放出的無限潛力。
您期望這篇論文在學術論述、提高大眾對環境議題與草根政治動員之交集的認識方面，產生甚麼影響？
在研究過程中，反核運動組織者的聯盟戰術令我印象深刻。單一議題政治行動主義在最近才冒起，隨之而來的是民主運動的日益制度化、香港環保運動在1990年代轉向聚焦於「生活方式」。在何若書教授組織的連接香港與深圳研究的會議上，我發表了對這段歷史的探掘與研究，在此，我希望能簡述歷史學家譚吉娜（Gina Tam）的洞見：這段反核歷史展示了，群眾動員的社會基礎如何在香港出現。的確，反核運動人士在早期階段便開始與工會和工人階級緊密合作，高峰時與116個團體組成聯盟。中央指揮與遍地開花的反核街坊組織、區議會組織，同時發光發熱。反核運動是跨聯盟的，不同戰術多管齊下，並涵蓋不同規模。
這段歷史提供了一個跨越社會政治議題、歷史和地理分離的拓撲學框架，即便這個框架不過臨時。當代最迫切的環境問題之一──氣候危機，同樣是需要跨聯盟和戰術想像力的棘手問題。在氣候危機面前，這段歷史展示了超越氣候行動主義的可能性，並將這場全球性危機定位為一場同時涉及科技巨擘（Big Tech）、加沙、香港政治以及其他迫切問題的多重危機。我們必須恢復群眾動員的豐富潛能。
能夠為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所言的「香港研究的真正第一次爆發」[5] 作出微薄貢獻，我倍感謙卑。這股香港歷史研究浪潮是一塊必不可少的存在主義式基石，但我亦常捫心自問：如何觀察，或者更具體地，如何啟動這段懸而未解、轉瞬即逝的歷史之中，蘊藏的希望之光，將其置於「香港」這個持續擴展的概念之中？
[1]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Timothy Choy, Ecologies of Comparison: An Ethnography of Endangerment in Hong Ko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Ann Laura Stoler, Imperial Debris: On Ruins and Ruin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3] Jack Halberstam, The Queer Art of Fail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José Esteban Muñoz, Cruising Utopia: The Then and There of Queer Futur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9).
[4] Muñoz, Cruising Utopia, 10–11.
[5] Jeffrey Wasserstrom, “The Many Booms in Hong Kong’s Past—And the First Ever Hong Kong History Boo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30, no. 1 (2025): 345–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