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年的「散步熱」令公共屋邨以全新姿態進入本地甚至外地讀者的視野，引發一波關乎美學、懷舊與歷史重探的行動和內容生產；然而，屋邨居民日常最息息相關的空間──濕街市，卻未因此成為觀光焦點，更為能在香港殖民現代性的探索之中佔有同等地位。
設計史學者Vivien Chan在最新發表於《都市史》（Urban History）的論文〈組裝式街市：建構香港公共屋邨中的現代「濕」街市（1969–1975）〉（Markets Made Modular: Constructing The Modern ‘Wet’ Market in Hong Kong’s Public Housing Estates, 1969–1975）中，爬梳1969年至1975年間組裝式濕街市如何融合到香港的公共屋邨之中。這種組裝合成並非純粹旨在建築效率，更多是反映殖民政府對健康、食品衛生和社會與空間秩序的理念──而這些理念，皆在消費者、街坊與小販真正使用這些空間時，被有下而上重新定義。
「濕」作為一種物質性概念，是政府部門、建築師、管理人員和消費者之間消費者之間持續協商斡旋的中心，亦是學者切入街市設計研究的入口。Chan的研究材料既有政府檔案，亦有實時實地的身體介入與考察。
如果我們只從國家視角、由上而下地俯視殖民歷史，我們最後只能接受經過正統化渠道處理的資訊所呈現的敘事。這些渠道只會提供單一角度，包括以下一系列預設：甚麼是「好」設計、甚麼是有用、甚麼值得追求、以及甚麼是「進步」的自然進程。我認為，公共房屋研究應該超越設計層面──一座建築被使用的那一刻，就已經是「公共」的；而在被使用的過程中，生活的各種悖異皆會超出建築師、政策制定者或政府的原意。
是甚麼啟發你以香港公共屋邨中的組裝街市結構──特別是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街市建築為切入點，研究殖民現代性與日常生活的現代性協商？
我博士論文的其中一部份，是研究1950年代起香港新市鎮公共屋邨中的消費空間。大眾對公共屋邨和濕街市相當感興趣，但我驚訝的是，兩者之間的關係卻鮮少獲得關注——儘管街市在屋邨規劃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當中，佔有重要位置。如果我們將公共房屋視為講述香港殖民現代性的一個核心面向，那麼街市為何沒有一席之地？
在我成長過程中，街市空間構成了我的香港記憶──我在英國出生，街市對我而言，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空間：我在其中體驗到香港的日常節奏，亦觀察到它與我在家鄉所見街市的異同之處。逛街市於我而言是一大樂事：這個空間讓感官、語言、食物與身體參與其中，逛街市可以令你更了解自己身處的地方，以及你與這個地方之間的關係。當然，對香港大多數人而言，濕街市的重要性從來毋庸置疑──透過這個空間，我們在社會和文化層面上，與自己居住的環境建立連結。因此，我認為有必拆解「濕街市」在歷史上的意義，而不是止步於將之視為一個承載懷舊情感的空間；同時思考人們如何形塑這個空間，進而形塑他們與現代性的關係；還有就是街市的物理「形塑」本身。
可以分享你的研究過程嗎？例如，檔案資料、照片或政府文件如何形塑了你對組裝街市，以及它們在公共屋邨之中的角色的理解？
作為一位設計史研究者，我的研究結合了文本、視覺材料和空間用途。我主要依靠政府文件，包括設計圖則、照片和相關文書，但直接走訪我所關注的現場實地同樣重要──即使這些地方已非當年模樣。幸運的是，我因此逛了許多屋邨和街市，為它們拍照、錄影，與不同的人交談，了解這些空間在現在與過去對他們而言分別有甚麼功能。理解身在其中或周邊的移動感與尺度感後，我從檔案中發掘出來的歷史，就在具體語境中有了位置。我發現，這種主體的具身經驗，打開了檔案研究的更多可能性。所有研究，都涉及經驗蒐集與整合──我在實地探訪的時間裡，累積了對這些空間的感知，因此這些民族誌亦是某種形式的檔案。城市本身亦可以被視為一項檔案：建築老化、轉型，回應在其中與周邊發生的事件。
這種視角可以延伸到「甚麼構成一個檔案」。只要仔細尋求，就能發現香港擁有龐大而豐富的材料檔案──並非所有前殖民地皆是如此。對我而言，重點並非檔案中「有」或「沒有」甚麼，而是我如何介入檔案。例如，我在研究中使用的政府新聞處照片，在技術上並非正式的政府檔案；然而，若把這些材料及其存放地視為檔案的話，那麼製作「檔案」的過程，就為這些照片增添了更多層次──這些紀錄街市與屋邨的照片有特定的拍攝目的，有些獲刊登、有些被否決，被重新框構成為特定觀點服務的影像。由此，我們可以開始梳理其他視角。為甚麼一張照片，一方面可以是殖民政府的宣傳、監控或佐證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某種經驗、某種協商，甚至某種日常抵抗的碎片。
用這種角度閱讀材料，重塑了我對街市的思考。投訴變成了自我倡議，討論變成了試驗與協商，阻塞則變成了在屋邨佔領與爭取生活方式與空間的方法。
你期望自己對組裝街市與公共屋邨的研究，能夠在更廣泛的學術討論──例如殖民都市主義、設計史，或香港消費空間的社會—空間動態等領域──產生甚麼影響？
我將自己對消費空間的研究，視為香港多元歷史書寫運動的一部份。除了獨立研究之外，我亦共同創立了兩個關於香港設計史和亞洲設計研究的研究網絡：Hong Kong Design History Network與astra*。目前，我正在參與兩個項目：一個關於亞洲的草根設計檔案，另一個則致力建設香港設計史學與推想式歷史。協作研究是我工作方式的重要一環，我亦期望自己的研究可以促成更多活躍的討論、帶動更多人思考香港歷史與全球殖民／後殖民歷史網絡的連結。設計史具有極高的跨學科研究潛力，我認為香港研究能為全球製造業史、都市設計實驗性、跨區域設計交流和設計的日常政治等，提供相當獨特的視角。如果我的研究能啟發更多集體、協作式的知識生產──不論是關於消費、設計、空間史，或香港的物質文化──那實在是我的榮幸。
在學術層面，我希望我的研究能激發更多人，以更具實驗精神的方式處理研究香港歷史的材料，採用更具實驗精神的理論方法來研究香港歷史。我期望看到香港歷史能更坦然地透過物質文化來闡述自身，也能爽快地超越「非英國即中國」的政治二分法，進而探索與東南亞及全球離散社群之間更明確的連結關係。我在新一代學者身上看到這些面向──他們致力以更複雜、更深刻的方式細描香港的文化景觀，同時重拾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半途而終的歷史書寫實驗。看到大家願意投入時間與心力，想像拓展香港歷史的新方法、嘗試超越我們以往的理解邊界，這確實令人動容。
是甚麼吸引你以公共房屋作為學術研究的核心？你認為研究公共房屋可以如何深化我們對香港殖民歷史與都市發展的理解？
是因為我自身的家庭歷史──我希望更了解父母與祖父母在那個巨變時代的生活經驗。我想連接我們兩代對空間的理解，並發掘我們兩代人與香港的聯繫。作為離散港人，我的主體性決定了我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一開始，「局外人」似乎是一種不便，但我希望在接受這個位置的過程中，提出一些在這些空間中耳濡目染已久的人難以察覺、卻異常明顯的問題。我以自己的研究，呈現一種不同以往的日常經驗闡釋──或許大家能因此停一停，更批判地思考香港過去與當下的殖民現代性。我也因為這項研究，確認了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身份，以及意識到這個身份在不同脈絡、問題與可能性中呈現的多重理解。我肯定，許多香港研究者都深受2019年抗爭運動的影響。那幾年我身在香港，親眼見證城市如何在眼前即時改變，我亦因此對自己的研究方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對我來說，研究公共房屋，就是研究我們生活空間中的微觀細節。如果我們只從國家視角、由上而下地俯視殖民歷史，我們最後只能接受經過正統化渠道處理的資訊所呈現的敘事。這些渠道只會提供單一角度，包括以下一系列預設：甚麼是「好」設計、甚麼是有用、甚麼值得追求、以及甚麼是「進步」的自然進程。我認為，公共房屋研究應該超越設計層面──一座建築被使用的那一刻，就已經是「公共」的；而在被使用的過程中，生活的各種悖異皆會超出建築師、政策制定者或政府的原意。若我們聚焦在圍繞公共屋邨無牌小販的活動史，而非打擊小販的歷史，可以發掘哪些新知呢？若我們探問街市的「濕」，是「地板濕」，還是不同持份者對食物、空間與環境的協商，又牽引出甚麼？這些看似是微小且隨意的視角校定，但實際上它們決定了我們是在讀取屬於自己的歷史，還是任由歷史主宰我們。
你預期自己在公共房屋與街市方面的研究，會如何擴展成長期的學術計劃？有沒有特別想進一步探索的主題、方法論或比較研究方向？
我目前正投入一個關於「濕性空間」（wet spaces）的研究項目，這是濕街市研究的延伸，亦是我在萊頓大學亞洲研究國際學院擔任 Asia in the World Fellow 的工作之一。我希望能建立一套研究「工具箱」，讓「濕」這類物質性能夠成為連結跨區域空間史敘事的切入點。自然地，這促成了許多跨越時段與地域的協作可能。我對東南亞消費空間的比較研究特別感興趣，已經與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尼的學者展開令人興奮的交流。我渴望可以分享更多學術期刊未必接受的方法論，而消費空間與公共房屋是非常適合進行方法論實驗的主題。
實際上，我正在為關於香港小販與流動性的長期研究尋找合適的發表平台。較早前，也就是我在 History Workshop 擔任編輯研究員期間，受小販啟發，策劃了一個關於「流動」的專題，過程中爆發出許多充滿火花的全新思考：我們要研究甚麼、如何研究、為甚麼研究，以及在學術界趨向危脆與競爭而非協作的環境下，我們可以如何繼續研究工作。這個發想的目標之一，是從我個人的設計從業者和教育者背景出發，建立我自己的研究實驗室。你也可以理解為，我對「移動中」的研究特別感興趣。因此，我希望未來可以繼續以全新的方式研究街市與公共屋邨，而非只局限於正式的學術語境。
你認為香港公共房屋與街市的歷史敘事，如何型構或呼應這座城市當下面對的房屋、都市重建與街市空間的各種挑戰和討論？
自香港有史以來，街市與房屋已經處於各種爭議的中心；這足以證明這些空間是日常生活中的重心所在，以及它們具備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影響力。這些歷史延續至今日，我們有必要將它們放置在歷時更長的鬥爭、抵抗與協商軌跡之中。我也嘗試在自己的研究中點出人在歷史中的能動性，這些故事非關殖民者的成功或失敗。我們談論當前的各種社會挑戰時亦是如此──「設計」常常被框構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但它往往是為權力與資本服務的工具。將設計理解為國家工具並非捕風捉影，看看香港的城市景觀就能掌握一二。我們正逢另一巨變時刻，且變化的速度往往令人難以招架。但我希望過往的歷史敘事可以令我們明白，漩渦之內另有故事可說。我們或許無法「設計」自己的出路，但我堅信設計史可以提供有益的視角與批判工具，助我們理解自身、理解我們的社群和我們居住的地方。由此，我們配備上實際的設計「技能」，也能具備足夠的歷史和傳承，型構行動和研究方法。
追根究柢，街市與公共房屋的歷史始終與土地使用相關。土地被想像、開劃、分配和敘述的方法，作為公眾的我們，必須時刻保持警覺。我認為公共屋邨與街市正是我們能近距離面對這些議題的地方：我們如何與環境互動、與我們的身體互動、與社區互動，皆可感與顯現於我們能接觸到的食品雜貨、我們烹煮與享用的食物、我們「創造」家居與家庭的方式、我們遇見的人、以及我們交換的語言。留意這些互動發生的方式，有助我們在悠長的空間史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並且更批判地思考自身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令人鼓舞的是，這座城市自2014年開始劇變頻生，而由此生出的重要回應之一，是公眾史學獲得的關注日增──那些非學院的、深植於社區的，尤其是與土地相關的歷史。我希望街市與公共房屋的歷史，能夠與我們隨機應變與想像的能力，以及多元的抵抗方式有所共鳴。
後記
本次訪談後，大埔宏福苑發生慘烈火災，奪走160條生命，造成79人受傷，當中包括消防人員、印尼與菲律賓家庭傭工，以及建築工人。香港公共房屋與小販的歷史，不僅與「濕」相關，也與火災的歷史緊密交織。在書寫與研究這些歷史時，我們必須理解火災如何被用以合理化對公共空間的控制與監控。
我們必須抗拒將宏福苑火災及史上多宗公共房屋的火災悲劇，簡化為單一敘事。我們有責任不簡化這些歷史的複雜程度，並以審慎及敏感的態度闡述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