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這座城市土地以平方呎算，慣於以經濟來衡量未來，文化往往被視為附屬品──或許值得嚮往，卻在空間或利潤之間隨時可被犧牲。然而，這座城市的劇場、博物館與公共文化空間，從來並非裝飾；它們是規劃決策、政治妥商與空間協商的產物，靜靜地揭示了香港如何理解價值、治理與公共生活。
在這場訪談中，姚凱琳回顧她長期以來對文化規劃與城市發展之間緊張關係的研究與思考。她投身學術前，曾接受建築與城市設計的專業訓練，能以實務視角，穿梭檔案碎片、政策辯論與建成空間之間，追溯「以文化帶動發展」的想像──從殖民地晚期一路延伸至西九文化區，說明這段時間是如何深受土地稀缺與經濟回報等既定前設所影響。
訪談最終呈現的，與其說是一連串個別項目，不如說是一幅文化規劃的解剖圖。在談話中，姚凱琳也揭示出殖民地晚期政府出乎意料的在地自主，官僚檔案中潛藏着不少沉默之處有待發掘，而文化建築也被重新詮釋為日常城市生活的一部份。這場訪談邀請讀者重新思考文化──不再只是發展的事後補綴，而是持續形塑香港自我想像與未來方向的社會、空間與政治基建。
譯文由姚凱琳審訂
你關注香港文化規劃與城市發展之間關係的契機是甚麼？有特定的時刻、計劃或政策辯論，促使你將問題定位為「冇位搞文化」（No Room for Culture）嗎？
進學院前，我已在建築和城市設計專業工作十多年，同時也持續參與各種藝術文化活動。當我與分別來自城市規劃與文化界的朋友交流時，發現儘管城市發展與文化實踐緊密相關，但兩個領域的從業人員卻鮮少對話。到我開始投身研究工作時，我特別希望連結兩個界別、勾勒兩者之間的聯繫，並且探索兩者如何互相影響。
1998年公佈的西九文化區計劃，是香港邁向「以文化帶動城市發展」的關鍵時刻。這個構想引起了文化界的許多期望，直至首個發展方案於2006年出台，帶來激烈的公眾討論以致整個項目推倒重來。這些討論或爭議凸顯了文化不應是城市發展的被動結果；而文化界別亦開始積極發聲關注及回應城市發展議題。
〈冇位搞文化？香港文化與城市規劃的簡要回顧〉一文處理的，正是自殖民地晚期以來，香港多個關鍵文化項目的發展軌跡。其中揭露了關於藝術和文化的討論，如何長期被先入為主的「香港地少人多」之說牽制；而時至今日，房地產與經濟價值，依然是文化發展倡議中常被援引的主要論述依據。
你在追溯自殖民地晚期至今的文化規劃歷程時，如何平衡檔案研究、政策分析、對城市發展項目的空間解讀？有哪些發現，是超出預期，或者挑戰了你原先的假設？
作為一名建築／城市設計師，我很自然地從（透過地圖與圖則）解讀空間入手，以此解答城市發展的問題。然而，從研究者的角度而言，僅着眼於設計意圖是不足夠的。我們要追問「為甚麼」，而答案往往存在於歷史／社會脈絡和政策之中。
檔案研究讓人常有驚喜的發現過程。由於建築署的檔案庫並未完整保存設計階段的材料，而這些公共文化建築記錄的完善程度並不如「星級建築師」的作品，因此關於其設計構想的前期討論往往散落在政府會議紀錄與往來文書之中。因此，像我這樣的建築師／研究者，在檔案閱讀的過程中偶然發現一張早期設計圖時，會有點「中獎」的感覺，而這些圖紙及會議記錄則成為日後分析空間設計的重要線索。
在研究過程中一個發現是，晚期殖民地政府在決策層面展現出的某種自主性：他們以本地利益及文化為決策依歸，而非單純服從倫敦的指令。當然，這個「本地」究竟指涉的是外籍菁英、大財團，抑或普羅大眾，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這點我在《文化建築與後殖民空間》 一書中有更深入地討論，探究晚期殖民地政府在倫敦政策制定者與一般香港市民之間的中介角色。
你在文章中指出，香港的規劃實踐持續將「文化」工具化。你認為政策制定者對文化的最大誤解是甚麼？你的研究嘗試如何介入或重新框架這種話語？
這可以追溯到前述那個深入民心的「土地稀缺」之觀念，以致考慮文化空間發展的優先次序往往排在居住或交通基建等「實際」需求之後。此外，這亦關乎制度結構：許多文化政策制定者來自商貿或旅遊背景，因此無可避免地着眼於文化消費及其經濟效益之上。與此同時，文化發展的倡議者致力為相關界別爭取更多資源，卻不一定能看見整體發展的願景藍圖。
從這層面出發，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連結不同持份者、促成互相理解，在討論文化與城市發展時能同時關注文化的「內在價值」──這是學者John Holden於200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Holden認為，除了體制論述或推動經濟的價值之外，文化更在創作和體驗過程中產生一種內在價值。創作者或觀眾的內在經驗，因為難於量化所以常被忽略，然而在近年國際間興起的「文化基建」概念框架中，人文價值重新受到關注，也形成更大的動能。
你最希望哪些群體能參與這項研究（學者、規劃師、政策制定者、文化工作者，或更廣泛的公眾）？你期望這項研究能切實地為香港未來的文化或城市規劃討論，帶來甚麼影響？
我的研究動機，是打破城市與文化規劃學科之間的分隔，希望來自不同背景的從業人員能展開對話，為城市發展政策與文化規劃的決策集思廣益。我無法確定這項研究能在影響政策討論上能有多少即時切實的效果，但作為一名學者／研究者，我相信我們的角色更是在於建立知識基礎以推動更多深入對話。
某種程度上，我亦希望一般公眾會對香港城市與文化規劃那段錯綜複雜的歷史感興趣。任何形式的倡議都需要公眾支持，文化發展也最終將惠及整個社會，而廣泛的公眾基礎正是城市文化得以健康發展的重要前提。
你的學研究路向還包括文化建築與日常文化空間。這篇文章與你手頭上的文化建築研究如何相互連結？你為甚麼視文化建築是理解香港文化價值、治理，以及社會生活的關鍵場域？
這篇文章主要針對城市規劃的議題，但建基於我一直進行關於文化建築（尤其是公共建築）如何形塑公共空間的研究。從建築設計角度來看，文化建築或許是為小眾服務的特定建築類型；然而不論是否為文化活動的觀眾，一般公眾在日常生活中也會經常使用（或挪用）這些空間。藝術創作為集體認同或當代社會議題增添了一種文化解讀方式，所以文化建築的空間正是讓各種各樣的表達形式與公眾參與得以展開的關鍵場所，一個不可或缺的平台。
展望未來，你期望這項文化規劃與城市治理的研究，將會如何發展成一個長期的學術研究計劃？你會希望用比較研究、縱向研究，或跨學科的方法，推進這條研究路線？
我目前的研究聚焦於「文化基建」，嘗試從單一項目的建築／規劃的分析，推進至文化發展如何運作的網路研究，整合不同文化空間類型，像西九文化區這類旗艦項目，到市政層級的文化／文娛中心，以及由私人或公民團體發起的藝術空間。同時，我亦正積極從規劃與空間設計的角度展開比較研究，探討亞洲的高密度城市如何處理文化發展與城市發展之間，介乎競逐與協作的互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