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5年，《創造未來：後資本主義與沒有工作的世界》在歐美左翼思想圈引發廣泛討論。書中提出以自動化、縮短工時與全民基本收入，作為突破新自由主義框架、重新打開未來想像的路徑。
十年過去，人工智能迅速發展，全球政治與經濟秩序持續動盪，勞動、科技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愈加複雜。如今，本書推出中文版，進入一個與其誕生背景迥然不同的政治與社會語境。
藉此機會，我們邀請到《創造未來》的作者之一亞歷士．威廉士接受專訪，回顧本書在西方思想場域中的位置，同時思考：當後工作與後資本主義的構想來到華語世界，它會激起怎樣的問題、辯論與新的可能性？
《創造未來》出版至今，科技與社會經濟條件已大不相同──從平台資本主義的鞏固、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到全球政治格局的重大轉變。你認為這些發展讓我們更接近後資本主義與「沒有工作的世界」，抑或將這願景推得更遠？
全球政治、科技與社會層面的轉變，似乎從兩個方面重新框定了本書的論點：一方面，現況印證了書中一些核心主張──科技必須被視為權力運作的關鍵邏輯，人工智能將會是足以改變世界的科技，以及全球新自由主義內部的張力長遠而言不可延續。另一方面，顯著而成功的左翼政治轉向（無論在美國、中國或歐洲），並未隨上述發展而來。
然而，《創造未來》從未認為單靠科技發展，就能開創出一個工作減少的時代。相反，本書主張政治力量的發展必須與科技變遷並行，引導科技成為我們邁向所想未來的力量。迄今為止的結構轉變，並未否定本書的論旨，反而多方面重申了其重要性。
在疫情、戰爭與經濟不穩定似乎已成日常的時代，「後工作社會」的構思是否仍然是一種具有政治動員力的想像？現在回顧，你認為書中對「工作」的批判，或關於另類方案的構思，有需要修訂、深化或延伸之處嗎？
毫無疑問，本書的分析未夠完整。要聚焦於某一種政治想像，亦即後工作未來，無可避免地會忽略了當代世界中許多同樣重要的議題與可能性。
其中之一是環境危機──撰書時曾納入考量，但最終因篇幅所限而刪去。此外，我認為可以再多加討論資本本身的問題，以及與之正面對抗的必要性。
你在書中對朝聖山學社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特別是學社透過專業知識、制度建設與公共論述，以長遠佈局推動統識形塑的策略。當前的媒體環境是：公眾對傳統媒體的信心下滑、演算法深度介入注意力經濟、憤慨與引戰內容主導流量邏輯。你依然相信左翼理念有開展類似的長期佈局的空間？如果有，這種策略在當下會如何呈現？
很遺憾，長遠佈局依然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儘管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那些所謂的通往先進社會主義的「捷徑」，都是極度可疑的。以全球新法西斯右翼為例。他們以創新的方式，靈活地進佔制度、媒體與網絡空間等領域。他們的確大獲成功，即使單論自2016年起掌控了全球多國政權一項，依然可謂成效斐然。陣型內其中一位重要的思想者與策略者班農（Steve Bannon），明確地採納葛蘭西式的權力機制觀，即政治是文化的下游。因此，新右派才如此熱衷於文化戰爭，以及那些看似荒謬或瑣碎的議題。我認為，這正說明了統識框架對任何左翼策略而言，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至於這種策略在當下的具體呈現，依然未有定論。很大程度上，這取決於策略生發的特定語境，以及具體情境中的國家或地區條件和限制。但是，引發新自由主義崩塌的條件並未改變或有所緩解。在許多層面上，全球政治局勢變得更為險峻，甚至愈發無能為普通人提供物質充裕的生活。任何策略，都必須以人民利益研究為起點，尤其是那些被現行制度壓抑或否定的權益。
《創造未來》的主要回應對象是歐洲政治經驗。然而，在亞洲許多地區，長工時、高強度競爭以及高度受限的政治條件，反而是常態。這些語境對後資本主義或後工作思維而言，會否是不同的結構性挑戰？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要如何以不同方式來想像另類未來？
每一種政治構想，都必須配合切實的時空條件加以調整。但就後工作政治的發展條件而言，東南亞的政治情境或許比歐美更為成熟。社會現象如中國的「躺平」現象及其他反工作意識形態，都是對超級競爭與剝削式勞動體制的自然、自發反應。然而，這些尚處萌芽階段的觀念，仍然有待成形，以及政治表達、策略規劃與意識形態建構。顯而易見的是，若人工智能科技擴張減少就業機遇、環境危機危及地球上可居住空間的供應，這些動態或許會成為後工作社會主義政治的機遇。
然而，這些機遇的自由流動，有待具備明確意向的策略將之轉化成連貫的政治力量。一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具體的國家政治結構條件。如何將中國政府的「生產主義」，轉化為一種全國的反工作政治？這種轉向在政黨體制之內是否可行？在我這個外部觀察者看來，目前似乎不太可能。然而，與鄧小平在1980年代推動的戲劇性經濟改革相比，這是否更難以想像？
《創造未來》中文版付梓，本書將會進入一個與其最初寫作背景相當不同的社會與政治語境。你想像來自全新環境的讀者會如何閱讀這本書？你期待這樣的相遇會開啟怎樣的討論、張力或新的問題？
我相當期待本書與中國政治情境的相遇。我希望問題會是雙向發展的──既指向歐洲左翼，亦指向中國左翼。當美國在全球經濟與政治事務上的統識愈見局限，這些問題也變得愈發關鍵。在某種意義上，本書的批判書寫，如今更多的是歷史價值，即2010年代西方激進左翼歷史。我認為，本書的前瞻書寫對中國語境的讀者而言，或許更具吸引力。
尤其是，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以人民利益為本，控制科技發展。這個問題在中國語境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質，因為中國很長時間一直比世界其他地區更「積極地」引導科技發展。這其中包括「規訓」科技部門寡頭，而這類舉措想必在美國會廣受歡迎。中國的投資佈局也比全球北方國家更為多元，除了押注於人工智能，還包括綠色能源科技等領域，如此無可避免會產生不同的壓力與誘因。還有就是中國獨特的國家形態，以及它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在這些條件之下，後工作政治會有甚麼際遇？它能成為可能嗎？它應當採取怎樣的新策略與形式？